收藏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 拍卖新闻 - 新闻频道 - 拍卖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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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学泰斗级大师钱钟书生前有许多师友门生交往,其中曾经有一位李国强。交往时互相融洽,钱钟书杨绛夫妇及女儿钱瑗曾有书信百余封寄给李氏,在过去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子邮件、短

国学泰斗级大师钱钟书生前有许多师友门生交往,其中曾经有一位李国强。交往时互相融洽,钱钟书杨绛夫妇及女儿钱瑗曾有书信百余封寄给李氏,在过去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子邮件、短信、微信时,书函信札是主要交往手段。尤其是出自于已经去世的名人的书函信札,自然就有了文物艺术品的价值。于是,就有了李氏某日心血来潮看中这批本来真实记录双方交往的珍贵文献的钱财价值,并将之在2013年5月送到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上拍。对送拍者而言,可以把家中闲置之物換一大笔钱;对拍卖行而言,这样一批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献,当然是求之不得,可以极大提高拍卖会的社会关注度;对于买家而言,能得此无可重复的上好藏品,当然也是一件大好事。看起来当事三方都乐意的好事,外人似乎无法置喙措辞雌黄其间而已。但这当事三方却忘了还有另一方:钱钟书家属这一方。听闻此事,已故钱钟书夫人著名作家杨绛以耄耋高龄,先是要求中贸圣佳撤拍此批书信。中贸圣佳自然不愿意放手这批好东西;在协调未果的情况下,也是在社会舆论支持下,杨绛并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我最初看了相关报道后,曾认为在目前的司法法律环境与社会人文氛围下,杨绛老先生的胜诉率不高。因为这批书信的所有权即物权已不是钱家与杨绛,既已寄出他人,从法律上说,如何处置已是他人之事,与杨绛无关了。尽管我对这种置过去交谊換成钱财的利欲熏心做法十分不屑,有如我经常在画廊、拍卖会上看到过去我出于友谊赠人的书画作品被受赠人本人拿去拍卖收钱十分厌恶。但作品既已出手,物权已属他人,再不满也只能徒喚奈何了!

收藏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殊不料,2月17日,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判决杨绛胜诉。中贸圣佳拍卖停止书信著作权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费10万元,中贸圣佳与送拍李某停止隐私权侵权行为,赔偿10万元精神损失费;李某并须以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这一判决,令我大感意外,并感叹于今日司法观念之进步,可谓有标志性意义。

隐私权是属于人格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受法律保护。广义上的隐私指个人的私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和行为上所不愿公开的一切秘密。狭义上的隐私主要指男女两性方面的一些秘密。除了名誉权纠纷外,收藏投资中活动引发的隐私权的纠纷也非常值得关注。因钱钟书书信拍卖引发的杨绛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和书藏家李国强一案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从诉讼官司看,拍卖物品是物权(财产权),而隐私权关涉人权。既是拍卖物纠纷,当然以物权归属为第一考量因素。我原本以为杨老先生胜诉率不大,其理由亦在于此。但此判例则在物权上提出一个隐私权(人权)的问题,并以人权高于物权、隐私权高于财产权作为判案标准,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不得不钦佩审案法官具有充沛的人文情怀和更高的法治精神。这样的成功判例,在现在司法公信力严重不足的法律界,实在是太凤毛麟角了。如果不是私信交往,仅仅是书画艺术品,获赠后转手换钱牟取暴利,虽然在品德上有大亏欠,但在法律上并无漏洞你既知道这是不靠谱的牟利小人,那为什么要赠送他?既然你赠送了,他非偷非抢,再怎么小人至少在法律上与你无关了。但书信私函却不一样,其中叙事记人之处议论批评,会涉及很多人与事,作为发出者的钱钟书与杨绛还有女儿钱瑗,会与特定对象如李某谈及但却不愿意让社会公众知道或另外的特定人群了解自己态度去取,如果不尊重发出者的意愿擅自公开而且还以此换取钱财,以隐私权著作权去制裁之,合理合情合法。这就有如在过去,私拆信件偷看即使在母女间也是违法;在现在,偷看他人手机微信短信也被指为不道德一样。只有在若干年之后如出版界的版权权益保护期年限是50年,国家档案解密期限也是50年。据说英法欧洲是30一60年;在一定期限过后,即使是私信函札也可以公开而没有禁忌了。比如前几年藏在美国胡佛图书馆的蒋介石日记公开解密,即是循此之公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渉世利害相关者已至少隔了两代,对任一方都不会造成损害。这样的规定,其中也充满了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的指引。拍卖行和收藏家,在过去可能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拍卖即使是艺术品的商品,物权(财产权、所有权)第一,是人人皆能理解之事;但现在却有一个更高的人权(隐私权)的衡量,谓为是社会法治的进步,不亦宜乎?

2013年5月,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发布已故著名学者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公告,宣传称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将被集中拍卖。如此之多的珍贵手稿面世的消息一出,随即引发了收藏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得知私人信件即将被公开拍卖,钱钟书遗孀杨绛认为拍卖一事不妥,于2013年5月20日致电这批信件的唯一收件人香港原《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质问“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念;通信是私人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李国强答复称此事并非自己为之,但并未透露是谁所为。由于拍卖行业有为委托人保密的行规,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也对此守口如瓶。2013年5月26日,杨绛发公开信反对其与钱钟书、钱瑗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如果拍卖举行她将诉诸法律。2013年6月2日,杨绛再次要求中贸圣佳公司停止举行拍卖和宣传,但该公司未回复。杨绛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诉前禁令,2013年6月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禁止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在拍卖、预展及宣传等活动中采用公开发表、展览、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实施侵害钱钟书、杨绛、钱瑗涉案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2013年6月6日,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在其官网上发布声明,停止了拍卖活动。之后,杨绛以侵害著作权及隐私权为由,将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与李国强起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杨季康起诉称:杨季康及其配偶钱钟书、其女钱瑗与李国强系朋友关系,三人曾先后向李国强寄送私人书信共计百余封。上述信件本由李国强收存,李国强作为收信人应依法保守朋友的通信秘密,保护写信人的隐私权。但2013年5月间,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发布公告称其将于2013年6月21日举行“也是集——钱锺书书信手稿”公开拍卖活动,公开拍卖上述私人信件。中贸圣佳拍卖公司还计划于2013年6月18日至20日期间举行预展活动,于2013年6月1日举行相关研讨会,且其已于2013年5月20日举行了“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活动,将上述若干封私人信件公开展览、公之于众。虽然法院于本案诉前作出停止侵权裁定后,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停止了对涉案书信手稿的拍卖,但李国强作为收信人将涉案书信手稿交给第三方的行为以及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在司法裁定前为拍卖而举行的准备活动,已经构成对杨季康等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给杨季康造成了严重伤害。杨季康作为钱钟书的继承人,并作为钱瑗的继承人之一,在钱瑗的另一位继承人即其配偶杨伟成出具说明同意杨季康起诉的情况下,有权对上述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为使自身权益受到永久保护,杨季康请求法院判令中贸圣佳公司及李国强:1、停止侵犯杨季康等隐私权和著作权的行为;2、在新华网、人民网、《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青年报》、《扬子晚报》、中国日报网、《东方早报》、《京华时报》、搜狐网、新民网、《羊城晚报》、中国作家网、《北京日报》、中国新闻网及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官方网站等媒体上向杨季康公开赔礼道歉;3、赔偿因侵害著作权给杨季康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向杨季康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5万元,支付杨季康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0.5万元。

被告中贸圣佳拍卖公司辩称: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已履行我国相关法律、部门规章、行业规则等规定中的审查义务,委托人在委托拍卖时已就拍品权属等情况提供了保证。中贸圣佳拍卖公司还就涉案拍品是否属于文物监管范围主动向相关部门进行了申报,并已获得监管部门的核准。此外,根据业内拍卖活动惯例,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无法预见到涉案行为存在侵权可能性。本案中相关拍品尚未进入拍卖阶段,亦未进行预展活动,相关拍前鉴定活动也并未侵犯杨季康的合法权益。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于获知本案争议后第一时间与委托人进行联系,并于获知委托人撤拍决定后第一时间停止了相关拍卖活动。综上,杨季康有关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李国强辩称:第一,李国强与杨季康及钱钟书、钱瑗因朋友关系有过书信往来,曾保存三人的信件。近年来李国强年事渐高,已无力保管大量书画图籍等收藏品,为避免藏品丢失毁损,逐步将藏品转让。2013年春,案外人香港臻美画苑总经理叶常春女士带两位专家到李国强家参观藏品,提出收购其中的一部分,并对拟收购的部分藏品进行了拍照。2013年4月21日,叶常春到李国强家,以现金方式向李国强支付转让款项港币50万元并取走收购的含钱钟书、杨季康及钱瑗书信在内的相关藏品。该转让行为系合法民事行为,李国强未将涉案信件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且完全出于“妥善处理以便存于后世”的善意,绝无以拍卖等行为牟取利益、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故意,更未直接或间接委托拍卖公司进行拍卖,杨季康所诉侵权行为与李国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关系。第二,李国强于2013年5月20日接到杨季康来电后才获悉涉案拍卖活动,其对此深感意外和震惊。李国强于5月21日回信给杨季康告知相关事实情况,但出于尊重行业惯例和为买家保守商业秘密考虑,未向杨季康透露藏品收购人的姓名。对于转让涉案信件给杨季康造成的不快感受,李国强深感歉疚,并多次以书面形式向杨季康致歉。第三,法律并未规定私人信件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钱钟书、杨季康及钱瑗致李国强的信件内容,多为讨论出版细节、代购或赠阅图书及日常问候等事务性、礼节性内容,不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并非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即使构成作品,鉴于钱钟书、钱瑗均已去世,在其他权利人未出具书面放弃声明或委托的情况下,杨季康也无权对钱钟书、钱瑗作品的著作权单独提起诉讼。第四,钱钟书、杨季康及钱瑗所写信件内容不涉及隐私,其通过信件传递信息本身也表明其认可这些信件内容不属于隐私,否则其会向李国强作出保密要求,但事实上钱钟书、杨季康及钱瑗并未对此尽到注意义务。即使信件内容涉及隐私,因隐私权是与自然人人格不可分离的人身权利,不能转移、转让和继承,杨季康也无权就钱钟书、钱瑗的隐私权提起诉讼。第五,著作权与隐私权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在同一案件中处理。第六,杨季康并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据证明其精神遭受损害且造成严重后果,故其关于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无事实依据。综上,杨季康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收藏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隐私权是属于人格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受法律保护。广义上的隐私指个人的私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和行为上所不愿公开的一切秘密。狭义上的隐私主要指男女两性方面的一些秘密。除了名誉权纠纷外,收藏投资中活动引发的隐私权的纠纷也非常值得关注。因钱钟书书信拍卖引发的杨绛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和书藏家李国强一案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间,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在其网站首页刊登了2013春季拍卖会拍卖公告,公告显示其将于6月21日在北京万豪酒店拍卖“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预展时间为6月18日至6月20日,拍品主要包括钱钟书、杨绛、钱瑗书信及手稿等共计110件作品。同一时期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网站中还登载了新华网、人民网、《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网、中国作家网、《东方早报》、《京华时报》、搜狐网等多篇媒体报道,其中介绍了“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公开拍卖活动、相关专家参与的鉴定活动等以及拍品中部分书信手稿的细节内容,并介绍称钱锺书手稿如此大规模公之于世尚属首次。2013年5月27日,杨季康委托律师向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寄发了律师函,要求其立即停止相关侵权行为。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于5月29日了解到该律师函内容后,立即与委托人取得联系,委托人于5月31日作出了撤拍决定并表示涉案信件并未牵涉到任何个人隐私。此后杨季康向法院提出诉前申请,请求责令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及李国强立即停止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法院经审查依法于2013年6月3日裁定: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在拍卖、预展及宣传等活动中不得以公开发表、展览、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实施侵害钱钟书、杨季康、钱瑗写给李国强的涉案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2013年6月6日,杨季康在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对中贸圣佳公司网站相关网页内容进行了截屏并打印,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对上述过程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公证书记载:中贸圣佳公司网站于2013年6月6日发布的《关于停止“也是集——钱锺书书信手稿”公开拍卖活动的决定》一文显示“现决定停止2013年6月21日‘也是集——钱锺书书信手稿’的公开拍卖”。此外,该网站中还刊登了多篇报道文章,其中介绍了涉案公开拍卖活动、鉴定活动以及拍品中部分书信手稿的细节内容,并有部分文章以附图形式展示了相关书信手稿全文,包含如下内容:1、日前,110件钱钟书、杨绛、钱瑗书信及手稿首次曝光,内容既有钱钟书、杨绛关于稿件出版的种种细节,又有钱钟书对于事件看法、对于他人评价的直抒胸臆的表达。2、从书信内容可知,钱家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至钱瑗病逝、钱钟书病重,两家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3、信中,钱钟书曾几次提到关于现代文学的看法,其中也包括他对同时期文学家的评价。其中包括茅盾、鲁迅、沈从文等。这些褒贬,在著作中都不曾提及,但在书信中便可以直抒胸臆。4、透露出钱钟书对历史和学人的一些真实态度。如当时《广角镜》刊登了秦德君回忆茅盾的文章,钱钟书看到后很感叹,于1985年的信中写道:“历史从来出于胜利者手笔,后死即胜利之一种方式。三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1981年的信中谈到《红楼梦》的英译本,曾写道:“因思及Hawkes近以其新出译本第三册相赠,乃细读之,文笔远胜杨氏夫妇,然而此老实话亦不能公开说,可笑可叹。”在为《广角镜》杂志推荐采访对象时,在信中写道:“先暂定五人:俞平伯、吕叔湘、朱光潜、杨荫浏、夏承焘;皆海外闻名而报导不多者,且‘江湖气’较少。”5、钱钟书在信中也时常提到他对事物的一些见解和看法。例如,对一些做官者说诳,亦有妙讽:两事如鸡生蛋蛋生鸡,盖做官必说诳而说诳亦导致做官。常语称客观不实,主观不诚空谈谚语曰:‘打电话’,即‘官’之‘话’不作准、不可信,足证说诳乃做官之职业罪过也。6、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执行董事殷华杰表示,看钱钟书的信非常享受,每封信都是一篇文章,也是一幅书法。7、远在美国的“钱学”研究权威学者范旭仑已经收到了信札的影印件,他说自己兴奋得连续几晚都没有合眼,赶写出一份长达数千言的信件释文。8、“‘潜德发幽光’、‘闇然而日章’,悄悄地流布比较少惹是非。像从文先生那封信的牢骚,我是不发的,恐引起一些不愉快的注意而已。”——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龚明德分析称,这可能是指当时沈从文写给有关部门的信,抱怨住房问题。2013年6月17日,杨季康申请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对名为“明德读书堂”的博客中相关内容进行了证据保全,该博客中包含《龚明德接受北方某媒体采访谈杨李书信风波》、《杨绛的感谢信》、《钱杨夫妇与李国强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钱锺书西文书单又一页》、《钱锺书西文书单一页》、《新见钱锺书书信及相关文献》等文章。上述文章中记载了如下内容:龚明德、谢泳、贺宏亮老师到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对钱钟书书信及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钱钟书所写的信件主要谈到了国内的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情势,大量托李国强购买外文书籍,并谈到了一些文坛精英层次的私房话”、“其中一封信的末尾在缝隙中以很小的字体写着‘阅毕请毁之’......这封信里所说的内容实在当时的环境下不适宜公开谈论,内容其实也非常一般,并不构成隐私之类的个人看法”、“宏亮按:在李国强先生委托中贸圣佳拍卖的拍品中,有一件沈从文手稿。据公司工作人员说,此作一直挂在钱锺书先生家里,后转赠李国强”等内容。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为举行2013年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向北京市文物局进行了请示并向北京市文物局提交了拍品清册。根据清册记载,涉案拍品包含钱钟书毛笔信札60封、钱钟书钢笔信札5封、钱钟书名片书信1封、钱钟书亲笔书信封7封、钱钟书杨绛书贺信2封、杨绛信札12封、杨绛书友人地址笺1封、钱瑗致国强燕莹夫人信6封、钱钟书题《干校六记》3封、钱钟书题《也是集》1封、钱钟书签名《管锥篇》、《围城》、《将饮茶》各1封、钱钟书杨绛赠李国强卷轴1封、杨绛书法1封、杨绛《干校六记》校对1封、钱钟书《也是集》手稿1本。北京市文物局于2013年5月27日作出《关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3年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文物标的审核的批复》,根据该批复,上述涉案书信等拍品均不属于文物监管范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的行为侵犯了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并与李国强共同侵犯了杨绛等的隐私权。2014年2月17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1、中贸圣佳拍卖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涉案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2、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李国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涉案侵害隐私权的行为;3、中贸圣佳拍卖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季康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4、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李国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杨季康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万元;5、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李国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在《北京青年报》上刊登向杨季康赔礼道歉的声明;6、中贸圣佳拍卖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在其官方网站首页上连续七十二小时刊登向杨季康赔礼道歉的声明;7、驳回杨季康的其他诉讼请求。

杨季康和李国强服从一审判决,但是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自己不存在主观过错,不应当承担侵害著作权、隐私权的侵权责任。理由是: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接受涉案作品拍卖委托时依法履行了拍卖人的审核义务;涉案作品系常规拍卖标的,杨季康在本案发生前从未就书信拍品主张著作权或隐私权,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无法预见侵权的可能性;拍卖委托人向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保证涉案书信不涉及个人隐私,中贸圣佳拍卖公司难以预见涉案书信拍卖将侵犯他人隐私权;就拍品进行鉴定属于拍卖人的法定权利及法定义务,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向鉴定专家提供拍品资料仅为鉴定目的使用,并非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提供,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中贸圣佳公司侵权,缺乏事实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2014年4月10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收藏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隐私权是属于人格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受法律保护。广义上的隐私指个人的私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和行为上所不愿公开的一切秘密。狭义上的隐私主要指男女两性方面的一些秘密。除了名誉权纠纷外,收藏投资中活动引发的隐私权的纠纷也非常值得关注。因钱钟书书信拍卖引发的杨绛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和书藏家李国强一案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隐私权最早是1890年美国法学家萨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戴斯提出的,之后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法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隐私权已经成为各国法律广泛承认与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得到《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确认。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的个人信息,即私人生活的秘密。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生活安宁依法受到法律保护,不受他人非法侵扰、知晓、搜集、刺探、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隐私权保护的对象包括私人生活、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

对于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很多法律都间接地做出了保护性规定。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究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刑法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民法通则规定: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场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尽管我国在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的部分条文都间接包含有隐私权的保护,但是都没有将隐私权规定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对隐私权法律保护的范围仍然是十分有限,规定也非常零散。

隐私权与名誉权联系紧密,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别。首先,在权利本质方面,隐私权保护的是私人生活的安宁和私人信息的秘密,而名誉权保护的是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对于特定主体的道德品质、能力和其他品质的一般评价。其次,在权利主体方面,隐私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公民,而名誉权的主体则既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名誉权的权利主体比隐私权的权利主体的范围要广。再次,在侵权方式上,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侵扰、窥视、刺探、干扰、披露、宣扬等行为,而侵害名誉权则主要体现为侮辱、诽谤两种方式。

就杨绛诉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和李国强侵犯隐私权一案而言,拍卖私人信件是否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学界也是有争议的。因为信札拍卖是国内外拍卖会上常见的现象,在这起案件之间,包括钱钟书在内的很多名人的信札都曾经出现在拍卖会上,也从未引起过争议。

涉案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作的表达个人感情及观点或叙述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钱钟书、杨季康、钱瑗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应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根据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在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亡后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钱瑗、钱钟书相继去世后,杨季康作为继承人有权依法继承他们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依法保护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依法行使其著作权中的发表权。涉案钱钟书、杨季康、钱瑗相关书信均为写给被告李国强的私人书信,内容包含学术讨论、生活事务、观点见解等,均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属于隐私范畴,应受我国法律保护。钱钟书、杨季康、钱瑗各自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权不受侵犯。死者同样有隐私,对死者隐私的披露必然给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带来刺激和伤痛,死者的近亲属具有与死者的隐私相关的人格利益,而该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杨季康作为钱钟书、钱瑗的近亲属和继承人有权就涉案隐私权问题提起诉讼。中贸圣佳公司未经杨季康许可,擅自向鉴定专家、媒体记者等展示、提供并放任相关人员在互联网上传播钱钟书、钱瑗、杨季康三人的私人书信及相关隐私,还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大范围集中转载和传播,构成对相关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律责任。李国强作为收信人,负有保护写信人通信秘密和隐私的义务,况且杨季康已于信中明确要求其将手中书稿信札等妥为保藏。基于此,李国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以转让或其他方式使得涉案书信手稿对外流转,且未对受让人及经手人等作出保密要求和提示,导致后续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亦构成对杨季康涉案隐私权的侵害,应当与中贸圣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涉案拍卖标的是属于作品的私人书信,因此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在接受委托时,除了应当审查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委托人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外,还应结合拍卖标的上所负载的著作权、隐私权要求委托人提供与著作权、隐私权相关的其他资料。而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并未就涉案拍卖标的的著作权归属等进行了审查,未能履行拍卖法赋予拍卖人的法定义务,其主观上存在过错,对因拍卖涉案标的侵害他人著作权、隐私权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著作权、隐私权均属私权,他人使用杨季康等人书信的行为是否侵犯著作权、隐私权完全取决于权利人的意志,是否追究他人侵犯著作权、隐私权的侵权责任也完全由权利人自行决定。杨季康以前未对钱钟书信札拍卖主张著作权或隐私权,并不意味着她丧失了要求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尊重其隐私权的权利。法院认为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侵犯了杨绛的隐私权,理由并不是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将信件提供给了鉴定专家,而是在提供给鉴定专家时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并未与专家就不得对外公开、提供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涉案书信等事项进行约定,也未对专家就此作出明示,导致涉案书信在提供给专家后实际处于一种可能被公之于众的状态。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的行为与涉案书信被未经权利人同意而发表,进而导致杨季康等隐私权遭受侵害的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此外,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在其网站上大量转载媒体文章的行为还构成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涉案书信。因此,法院认为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侵犯杨季康等人对涉案书信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获得报酬权以及杨季康等人隐私权。虽然在起诉前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已经停止了涉案书信的拍卖,但是未向法庭举证证明涉案侵权行为已经全部停止,所以依然构成侵权。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就本案而言,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都是无法确定的,法院根据涉案书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的过错程度及侵权行为的时间、规模、性质、情节等因素酌定10万元的著作权侵权赔偿,并根据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李国强的过错程度、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以及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酌情确定1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数额应当是恰当的。

收藏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隐私权是属于人格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受法律保护。广义上的隐私指个人的私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和行为上所不愿公开的一切秘密。狭义上的隐私主要指男女两性方面的一些秘密。除了名誉权纠纷外,收藏投资中活动引发的隐私权的纠纷也非常值得关注。因钱钟书书信拍卖引发的杨绛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和书藏家李国强一案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杨绛诉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和李国强侵犯隐私权一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保障民生的典型案例之一。该案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例涉及著作人格权的临时禁令,也是《民事诉讼法》实施后针对侵害著作权行为作出的首例临时禁令,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

诉前禁令是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前为了避免损失发生或者扩大,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责令被申请人停止相关行为的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国外很早就有诉前禁令制度。我国的诉前禁令制度源于WTO的要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申请加入WTO的缔约国必须将禁令作为知识产权的司法救济措施。我国据此在加入WTO前夕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增加了禁令制度的内容。诉前禁令准确的叫法是“诉前停止侵权行为”,目前主要适用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因此有时也被称为“知识产权诉前禁令”。本案中,杨绛就是以著作权受到侵犯为由向法院申请“诉前禁令”的。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专利法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前,申请诉前禁令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的司法解释。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正式接纳了这一制度,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诉前禁令的适用必须具备两个根本前提:一是申请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行为;二是如不及时制止会给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因此,申请诉前禁令除了提交《知识产权诉前禁令申请书》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外,还得提供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知识产权行为的证据,提交证明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证据,提交真实有效的申请人享有知识产权的证明。如果是律师代为申请诉前禁令的,提交授权委托书。禁令虽然是对合法权益所赋予的临时性法律救济,但救济方式却是限制或禁止对方的行为,一旦决定不当,可能导致对方的重大损害。因此,法院通常会要求申请人提供合理有效的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法院会裁定驳回其申请。收到诉前禁令申请后,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时起48小时内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可以延长48小时。裁定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应当立即执行。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但是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申请人自法院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之日起15日内应当起诉。如果不起诉的,法院将会解除禁令。如果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停止有关行为所遭受的损失。

民事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对有关诉讼程序的事项作出的判定,解决的是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裁定中只有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和驳回起诉的裁定,可以上诉;其他的裁定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因此,本案中,法院对北京中贸圣佳拍卖有限公司作出的诉前禁令裁定自裁定作出之日起即生效,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必须遵照执行。但是该裁定仅属于程序上的认定,并不意味着已经确认了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侵犯了杨绛著作权的事实或者法院对侵权行为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是否真正构成了对著作权的侵权,还需经开庭审理,通过判决的方式来确认。法院裁定只是要求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不得实施侵害钱钟书、杨绛、钱瑗写给李国强的涉案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但是并没有要求取消拍卖活动。按法律规定,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如果不服法院的裁定,还可以申请复议一次,但是一方面复议期间裁定并不停止执行。

本案是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例涉及著作人格权的临时禁令,由于案件涉及到已故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及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案件处理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审理法院积极合理采取保全措施,准确把握保全措施的适用条件和程序,既为权利人及时提供保护,又防止滥用诉讼权利。在社会各界对钱钟书手稿即将被大规模曝光一事高度关注的情况下,法院充分考虑了该案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准确地作出了司法禁令,既有效保护了著作权人权利,又避免对拍卖公司及相关公众造成影响。该禁令将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特别是收信人对于发信人著作权及隐私权的保护,彰显了司法权威,发挥了司法的社会引导功能。

收藏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隐私权是属于人格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受法律保护。广义上的隐私指个人的私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和行为上所不愿公开的一切秘密。狭义上的隐私主要指男女两性方面的一些秘密。除了名誉权纠纷外,收藏投资中活动引发的隐私权的纠纷也非常值得关注。因钱钟书书信拍卖引发的杨绛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和书藏家李国强一案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名人书札拍卖在国际国内拍卖场上都是屡见不鲜的。近年来市场行情有明显攀升的趋势,名人信札已经成为文物艺术品拍卖场上的常见拍品。钱钟书的书信、手稿和书法作品都曾多次出现在拍卖场上,且成交价格不低。比如,钱于1986年用行草书抄写的《钱默存诗册》2009年以62.72万元拍卖成交,1947年作的《致黄裳信札二通》在2011年秋拍上以14.95万元成交,同年,其《致虞愚信札》成交价达12.65万元。名人书札拍卖中并非不存在争议或法律问题,只是以往名人书札拍卖除收藏界外,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对于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同样也没有引起过法学界的思考。这次则不同了,杨绛以其102岁的高龄所展现出来的维权态度和决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并将长期以来名人书札拍卖中隐藏的问题集中暴露了出来。其中的法律问题也开始引起法律界人士认真的思考。

第一,应该区别对待专场拍卖会的拍品。在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网站上,公布的“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拟上拍的100余件拍品并不全是书信,而是由书信和手稿两部分组成的,书信部分包括钱钟书先生的66封书信、杨绛先生的12封书信和他们女儿钱瑗的6封书信;手稿主要包括钱钟书先生的《也是集》手稿和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手稿。介绍称,钱钟书的《也是集》由上世纪80年代初论文三篇加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组成,此书已于1984年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杨绛的《干校六记》写于1980年,最早由香港《广角镜》杂志1981年4月号刊登,后由三联书店1981年初版。对此杨绛也从未表示过否认。因此,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对《也是集》手稿和《干校六记》手稿的拍卖不涉及作品的发表权,作为已经公开出版的书稿,其内容也不一定会再涉及作者的隐私权。可见,这次争议主要针对的是书信而不是书稿。因此,不加区别地一概主张取消专场拍卖会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隐私权应该是优先保护的核心权利。关于书信拍卖涉及到当事人的哪些权利,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有观点认为,书信拍卖只是物权的转移,物权与著作权是可以分离的,只要委托人拥有书信的物权,就可以拍卖;也有观点认为书信拍卖涉及到作者的著作权,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得拍卖;也有观点认为书信拍卖主要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本次拍卖确实涉及到多项权利,有基于财产而生的物权、有基于创作产生的知识产权、也有涉及到人格身份的人身权,还有基于委托拍卖关系产生的债权。对于书信的物权和债权各方是没有异议的。这个事件的核心权利是基于书信这种特殊作品而产生的隐私权。由于书信尚未公开发表,拍卖活动有可能使得书信内容公开在不特定的公众面前,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发表行为。虽然也侵犯了作者的发表权,但发表只是侵权的表面现象,其结果是对作者隐私权的侵权。因此,这个事件的核心问题既不是物权问题,也不是知识产权问题,而应该是个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第三,关注的焦点不应在“拍”而应在“展”。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次事件中公众和舆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拍”还是“撤”上了。这种关注实际上有些“跑偏了”。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事件的核心问题主要既不是物权问题,也不是知识产权问题,而是隐私权的保护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真正有可能侵犯作者隐私权的行为并不是发生在物权转移的“拍”这个环节,而是发生在拍卖会举行前准备阶段的“公开展示标的”环节。因为正是在这个环节,作者的隐私才有可能被公诸于众。因此,保护作者隐私的措施不应该放在取消拍卖会上,而应该放在停止对标的(书信)的公开展示上。

第四,拍卖应先行“中止”而不是直接“终止”。拍卖实践中,拍卖活动的局外人对拍卖活动或拍卖标的提出异议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不是每次异议都会导致拍卖活动立即被取消(终止)。因为拍卖公司需要一个合理的时间来对第三人的异议进行核实。如果异议不成立,拍卖活动仍将照常进行。如果异议有一定道理,拍卖公司通常也需要有一个与委托人协商的过程,是否会影响拍卖活动的进程,取决于协商的结果。因此,在出现第三人异议时,为了慎重起见,拍卖活动通常会先行“中止”(暂停)而不是直接“终止”(撤销)拍卖活动。因为本次拍卖活动的核心问题是异议当事人的隐私权问题,而侵犯隐私权的具体表现是“公开展示标的”行为,因此,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是否及时回应并做出宣布撤销(终止)相关书信的拍卖决定不应成为关心的焦点或挨骂的理由,毕竟拍卖活动的预定时间远在两周后的6月21日。但是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是否本着谨慎的态度,暂停(中止)了对相关书信的公开展示活动,这才是应该给予关注的。因为只要展示活动还在持续,侵权就可能一直在持续。

第五,书信当事人在拍卖中应当如何维权。在杨绛得知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将要拍卖钱钟书书信的消息后,杨绛先是向香港的书信原合法持有人进行询问,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才于5月26日发表公开维权声明,接着由律师向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发出要求停止拍卖的律师函。暂且不论谁是谁非,虽然我们对律师函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杨绛的这些维权措施是值得肯定的。2005年1月1日起实施的商务部颁布的《拍卖管理办法》对拍卖活动何时应当中止有明确规定。其中第(二)项规定:“第三人对拍卖标的所有权或处分权有争议并当场提供有效证明的”,拍卖活动应当中止。该规定成为了拍卖活动中第三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依据,并明确了维权的方式。

第六,拍卖公司应当如何妥善处理质疑。杨绛如果仅仅发表反对声明是不够的,但是她已经委托律师向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发出了律师函,对拍卖标的的处分权提出异议,并要求停止侵权行为。这时,拍卖公司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先“中止”(暂停)可能侵犯杨绛先生隐私权的“标的展示”行为,对可能造成的侵权结果采取积极措施,避免不良影响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同时,积极采取合作态度,对异议进行分析核实,并与委托人积极磋商。然后再决定拍卖活动是否继续进行。

第七,撤拍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侵权责任。我们说书信拍卖中隐私权的保护是核心,并不是说书信拍卖不会涉嫌侵犯其他权利,尤其是作品的发表权,而是想说隐私权的保护更加重要。因为发表权等权利被侵权后是可以弥补的,比如通过行政处罚、民事赔偿或销毁侵权物品,当事人的权利是可得到较好救济的。但是隐私权属于“泼水难收”型的权利,一旦被侵权,是很难得到补救的,而且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是同时发生的。前面讲到,书信拍卖中对隐私权的侵权主要发生在标的展示阶段,一旦公开展示,隐私权就已经受到侵犯了。事后撤拍从“改错态度”上来讲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侵权事实已经形成。因此,撤拍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侵权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关注的焦点不应在“拍”而应在“展”的理由。 第八,“困境”的解决有待拍卖法的修订。这次事件中,涉事的拍卖公司成了“众矢之的”。是谁将拍卖公司置于“困境”之中呢?一方面拍卖公司受到异议方和公众的质疑和声讨,另一方面拍卖公司又受到其与委托人的《委托拍卖合同》的羁绊,是否终止拍卖自己不能简单地单方说了算,否则可能构成违约。追根寻源会发现,问题原来出在现行拍卖法上。拍卖法明确规定,“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卖资料”。“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有关资料。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可见现行拍卖法将拍卖前“公开展示标的”规定为了拍卖人的一项法定义务。不但要公开展示,还的允许竞买人查阅,这就将拍卖人置于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对于尚未公开发表过的还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的书信而言,如果未经作者同意,拍卖人不公开展示,违法;公开展示,侵权。纵观世界各国拍卖,很少有法律将标的展示作为法定义务来规定的。标的是否要展示、采取何种方式展示,全由拍卖当事人决定。我国拍卖法之所以将标的展示规定为法定义务与拍卖法当年的立法背景有一定关系。1995-1997年制定拍卖法时,拍卖行业刚刚恢复发展,当时的拍卖标的主要是“公物”,出于公物变现和保护国家利益等需要,就将标的展示规定成了拍卖的法定程序和拍卖公司的法定义务了。从学术研究和收藏的角度而言,书信拍卖应当是件好事儿。但是公民的隐私权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两者之间现存矛盾的彻底解决,尚待拍卖法的修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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